（三）与大汶口文化比较○11
　　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年代距离较大，文化面貌也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大汶口文化中能够看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大汶口文化某些器物的渊源。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纹饰，虽然较裴李岗文化的种类多得多，但是其中也发现划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篦纹、编织纹和点状压印纹，基本上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裴李岗文化的圜底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钵形鼎（三足钵）、罐形鼎等各种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各处遗址中都能找到它的同类器。如大墩子的Ⅱ式罐（大M30：4、大M17：4）虽然无耳，但其形状则近似于裴李岗和莪沟的陶壶；陶钵（大M2：8)与裴李岗、莪沟、磁山的相似；大墩子的陶盆（大M30：10)和西夏侯的陶盆（TI②：3）与磁山的平底直壁浅腹盘非常相似；大墩子的小口双耳罐（大T36)、刘林的小口双耳I式罐（211：10，M66：3）、景芝镇的小口双耳Ⅴ式罐，与裴李岗文化小口平底双耳壶基本上一样；西夏侯的陶壶从裴李岗文化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刘林发现的带把的陶碗，它的祖型就是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或称带把瓢）；景芝镇发现的圈足碗和假圈足碗，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看到同类器；在西夏侯发现了一件非常特殊的器物，原报告称为三足罐形甑（T2②：1），在裴李岗文化的莪沟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残器。另外，裴李岗文化中的带肩石铲和磁山文化中的陶支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发现。
　　现在再从整体来看，裴李岗文化盛行的双耳壶是提水的工具，这类器型在大汶口文化中普遍发现。大汶口文化盛行的背水壶就是在双耳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裴李岗文化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钵、钵形鼎、罐形鼎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而且又有新的改进。大汶口文化同样是盛行三足器的，例如：景芝镇出土64件陶器中，三足器即有17件；刘林遗址复原了32件陶器，其中罐形鼎20件，盆形鼎、钵形鼎各1件，共22件；刘林墓葬的陶器共530件，其中三足器一类即有220件；大墩子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97件，其中三足器即79件；西夏侯发现陶器601件，器型共20种，其中三足器即有164件；大汶口出土的完整的陶器共1015件，不同器型14类，其中三足器即有206件，各种陶壶即有223件。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大汶口文化确实盛行三足器和各类陶壶，与裴李岗文化的老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以上介绍的整个情况来看，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超过了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
　　四、结语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类文化，它的时代已跨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阶段。嵩山东麓的广大地区是它分布范围的中心。裴李岗文化对老官台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它的直系“祖先”；裴李岗文化对磁山文化影响较大，磁山文化当是它的主要继承者。老官台、半坡、庙底沟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归属于它们的文化系统。裴李岗、磁山和后岗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有较大的影响，但同样它也不能加入这个发展系统。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有缺少的环节，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尽管如此，大汶口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大汶口文化的全貌，它的许多因素当另有渊源。从裴李岗文化发展的地域来看，它的势力向西发展不大；有一支从嵩山地带向北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后来又接受了半坡类型的影响，形成了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有一支向东发展融合了其他类型文化，最后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留在以嵩山为中心地带的文化，大河村类型可能是它的远世后代，拟另文论述，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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