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
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一说涿鹿即在今河北省北部的涿鹿县，其远在新郑之北约800公里，似不如在山西省南部河曲的解县附近，并居于活动范围之中心为合理。
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后世注说都指在陕西省中部的桥山，并设黄陵县，其位于洛河之西，有支流沮河三面围绕。自汉武帝远征朔方凯归，途中在此致祭黄帝（见《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历代皇帝相继立下祭祀碑碣已七十多通。按此处地居陕北黄土高原的真正分界点，在河套阴山昆仑之南约700公里，由河曲涿鹿来此约150公里，若径取水路由西北流向之洛河往来，还称便利；若称黄帝所都涿鹿是在河北省的北部，则黄帝崩时，欲向其西南深入黄土高原近千公里之遥觅葬，不管是埋真人，或立衣冠塚，从地缘上看，都难言之成理，故宁信黄帝迁都是在河曲的涿鹿之说。
四、考古发掘黄帝时代的四方文物
黄帝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但中华民族的文明并不始于黄帝时代。在这块地貌约略作60度角斜分的广大沃土上，西北是高原，东南多丘陵与平原；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便已孕育著生活用品日趋精美的工艺文明；黄帝的时代约活动于距今4700年前后的百年间，只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约8000～4000年前）的晚期，据现代新兴考古发掘文物的呈现，从出土的陶器、玉器及工具等，最能总览通观当时的四方文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晚期（约3000～2500B.C.）○13，在黄帝都邑有熊（新郑）附近的黄河中游地区，有洛阳的王湾二期文化○14，所见彩陶为大口曲腹小底的碗钵与盆，又有罐、瓮等；其早段有不少红陶是先施一层白色陶衣，再用红、黑二色画上纹饰，纹饰有带状网格纹、豆荚纹、细腰纹及新月纹等；其后红陶减少，灰陶增加，陶器表面不施陶衣，单用红或黑色作彩纹，但多简化成各式线纹，也有作弧线交叉及弯曲如钩之纹；到了二期后段，年代便约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图八），大多是细泥磨光的灰黑陶，彩陶已少○15。
从王湾遗址西去约70公里，经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再西约50公里，就是黄河南岸陕县（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它的年代可早到西元前39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存，晚到西元前2780年的早期龙山文化遗存○16。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大多用泥条盘筑法，少数用捏制法，质地多为细泥红陶及夹砂红陶，纹饰以黑彩为主，画在上腹作弧纹或回旋钩连纹，并加缀圆点，也有作花瓣纹，另有少数简化的蛙纹和鸟纹○17。与庙底沟类型相似的彩陶，还有陕西华阴县的西关堡，及黄河北岸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等地；若观属于庙底沟期的遗址分布，则向西可沿渭河流域扩及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向北可溯黄河两岸经陕北及太原之西直上河套，向东只到郑州一带，向南可达汉水的上游地区○18，纵横近千公里的范围。
庙底沟的二期文化，年代下限在西元前2800年左右○19，与王湾二期文化及黄帝时代约相当，其陶器中已百分之九十七为灰陶，彩陶极少，有盆形的鼎和斝出现（图九——一一），接近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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