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类型彩陶，及稍晚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从关中渭河流域向西越陇阪而扩散，在甘青高原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落户生根，造成马家窑、小坪子、半山及马厂诸类型的彩陶体系。黄帝时代则应处于马家窑类型（3290～2880B.C.）与半山类型（2655～2330B.C.）之间的小坪子期；在兰州附近出土的小坪子期彩陶，作橙黄色，其早期的器表用黑彩而当中变宽的条纹，画出旋涡纹、波形纹（图一二）和局部网格纹等，与马家窑期条纹粗细均匀者有异，较晚者其纹饰亦全用黑色，又与半山期红黑相间的彩纹不同，而彩纹上的锯齿也不如半山期细小○21。在黄帝时代的西土兰州地区，所用橙黄色彩陶，实较黄帝都邑所在的中原地区演变成灰黑陶要炫丽得多。
近乎河南龙山文化（2600～2000B.C）早期盛行的灰黑陶，显然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2800～2500B.C），有了密切的来往。此时山东的彩陶已少，代之而起的是灰黑陶及黄陶，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黑陶高柄杯（图一三、一四）及篮纹大口尊等；也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薄壁匀，色泽或白或微黄、或粉红的光素白陶○22，明丽娇美。也见玉铲及玉石装饰品（图一五、一六），还有透雕的象牙梳、象牙筒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表现当时制骨工艺的高度技术○23；尤其说明黄帝时代的山东地域有象群的栖息，给制骨工艺提供上好的骨料。
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南方长江中游，便有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图一七、一八），其后期的年代为3000～2600B.C.正是黄帝南来洞庭湖滨奏乐的时段。当地的陶器主要是灰陶、黑陶和黄陶，而以圈足的凹底器较多，还有少量的朱绘陶和彩陶，以及新出特有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也有朱绘的石钺○24。
屈家岭文化北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相似的陶器形制，反映出它们曾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25。向西溯长江而上穿巫峡，与大溪文化（4400～3300B.C.）也有关连，而大溪文化彩陶罐上的五出花瓣纹，又与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罐相似○26，显见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当时在文化上的互通气息。
顺长江而东进入下游的太湖地区，是良渚文化的温床，年代约为3300～2200B.C.。晚期以黑皮陶器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T字形足的鼎、甗（图一九）、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及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与宽把带流杯等；彩绘石斧（图二○），石制农具有三角形犁形器（图二一），及略呈三角形的斜柄刀○27。手工艺的玉器制作，最盛且突出，有长筒形的十一节玉琮，高三三·二公分（图二二），及直径二六·二公分的大玉壁可为代表（图二三）；大多玉琮四周刻有兽面纹（图二四）。以位处长江与太湖中间的江苏武进寺墩遗址三号墓葬为例，所出土的一座青年男墓，其随葬玉器即达百余件，单是玉琮就有三十三件，玉壁十数件，还有玉钺及玉刀等。另一座位于浙江余杭县的反山二十三号墓，几乎是座纯玉壁的陪葬墓，数约五十件左右。整个太湖地区所发掘墓葬的良渚文化玉器，量及数千，雕工精美，形制诡奇○28，可以说是黄帝时代的东方文化奇葩。
在太湖南岸，有吴兴（湖州）县的钱山漾遗址（3300～2600B.C.），出土可能早过黄帝时代的丝织品，是用家蚕丝线织成的绢片和丝带；另有一件石斧上还留有黑绘的回纹○29。但读史料及载记，黄帝的足迹似未到过太湖之滨。
由长江中游南下，则有江西鄱阳湖边修水的山背文化，年代为西元前2800年，见夹砂红陶，盛行装饰凹凸弦纹，细颈瘦袋足鬶、圈足壶、子母口豆等；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和广东石峡文化的陶器近似○30，足见黄帝时代江南各文化的交流融合。
广东的石峡文化，在珠江之上北江的曲江县出现，年代约为2900～2700B.C.，盛行三足器（图二五）、圈足器和园底器，主要是鼎、鬶、盘、釜、豆、壶、罐，而以子母口的三足盘、盘式鼎等较为典型。石制工具有石锛、石凿，又有大量石镞、斜弧刃石钺等兵器。晚期也有精美的琮（图二六）、璧、瑗、环、玦、璜和笄等玉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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