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是春秋时人，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铁器时代大体是从春秋开始的。青铜时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两点都说得很对。玉器的开始使用虽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则是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的，作为兵器的玉钺的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的确是典型的石器时代，就是说只会作石兵。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对照，简直是若合符节。
　　第二，前面说过，炎帝的主要事迹都与发展农业有关，而黄帝除发展农业外，在手工业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车、劝蚕、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从事长期的战争，社会财富也会刺激这些人去进行掠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的军队特别能打仗的原因。黄帝和炎帝尽管是同时代人，但一个代表旧时的农业部族，一个代表新兴的农业——手工业部族，所以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神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
　　第三，黄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考古学的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痕迹不大明显，有些战争大概规模也很有限。铜石并用时代则不然，一是作为兵器的石钺普遍发展起来，且制作精良。薛家岗文化的一些石钺上还用朱红画出花果形的装饰纹样，可见人们特别宝爱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钺随葬，那墓主人大约是军事领袖，玉钺则是指挥军队的权标。二是这时出现了一些规模颇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积石冢或贵族坟山，有的有很讲究的祭坛。而一般的聚落遗址则小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没有军事的力量，是很难自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是一个存在征服战争遗迹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但在墓地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随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时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妇女和儿童，并且和殉葬的猪狗埋在一起。这显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随葬了自己原本拥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时作为战利品随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别是把来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妇女和儿童殉葬④。这种掠夺性战争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好也与黄帝时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炎帝既与黄帝打过仗，又传说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当属同时代的人物。所以炎黄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既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炎帝、黄帝和他们的族系究竟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还是涵盖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呢？
　　前面说过，徐旭生先生曾经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划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集团，炎黄属于华夏集团。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个集团的内部还相当复杂，有些族系似乎分别同两个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有必要，“即使分作五集团或六集团也未始不可”⑤。不过就是这样分，仍不难看出炎帝和黄帝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是华夏集团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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