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文的问题之三，关于古城寨出土龙山文化陶器的年代分期，《轩》文认为“古城寨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二期前、后段为龙山文化中期，三、四期为龙山文化晚期前、后段。古城寨龙山文化早期和二期前段之间有缺环，可定为早期后段。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墙的始建年代为龙山文化早期后段，大约距今4600～4750年”。《轩》文此次对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分期的整合与二期年代的提前，由龙山文化晚期一跃而成为龙山文化中期，因为《轩》文没拿出可信的证据实难苟同。《轩》文承认说，古城寨“龙山早期与二期之间有缺环”，既然有缺环，按正常情况，就应该空缺一段。《轩》文却不是这样，而是把龙山早期定成龙山早期后段，把原来龙山文化晚期的二期前、后段，定为龙山文化中期，这样它们的缺环在哪里，到底是有缺环还是无缺环？这种在分期上的随意性，实是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结论的逻辑性。尽管《轩》文列出一张古城寨龙山文化分期表，除一期为龙山早期以外，二期如大圈足盘、浅盘豆、折腹盆、斜折沿小平底罐、平底斝等，在已公布的龙山晚期资料中，多能找到对应的形制，都是龙山文化晚期特征。但《轩》文硬要将其拉入龙山文化中期。特别是陶器分期图中的二期前段的IVT97H14:100，IVT97H14:2两件陶罐，本来器体修长，为小平底，《轩》文在排图时把器底都去掉，使器物变的矮短，似乎器身有早一点的特征（图三）。采用如此手法，焉能叫人相信，谁又会承认这种不实际的分期？
　　古城寨城址是晚于登封王城岗、早于新密新寨城址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笔者曾多次分析论述○20，古城寨城址至今已发掘揭露面积2400余平方米，地层关系清楚，分期明确，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更不能因黄帝文化与故都研究中还没有找到城址，就不顾客观事实，拿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来替代，并造势立说。这样很难得到学界的认同。黄帝文化与故都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重要的课题，在不断地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中一定会有所发现，但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余   论
　　综上所述，炎帝和黄帝都应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氏族部落。两个氏族都起源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少典”氏族，即考古学文化中的“老官台”和裴李岗文化，而发展于仰韶文化时期。西部地区的炎帝氏族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此时，也是我国母系氏族制的繁荣期。仰韶文化中期，炎帝氏族随着母系氏族制的解体，父系氏族制的确定，在社会动荡与变革中衰落。东部的中原腹心地带，环嵩山地区是黄帝文化的中心区，繁荣昌盛于仰韶文化中晚期，黄帝氏族在社会动荡、变革过程中积极应对，与炎帝部落的阪泉之战，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确立与巩固了父系制，使分散的氏族部落咸归一统，黄帝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人文始祖。根据历史年代和考古文化分布，炎帝文化相当于陕西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环嵩山地区的黄帝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省的仰韶文化出现的庙底沟类型或因素，是黄帝族融合炎帝族之后，黄帝族西进的结果。黄帝族在社会动荡过程中，进行的“统一”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快了社会发展，使中原文化远播周边地区，也加快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进步。据《国语》、《史记》、《水经注》、《通鉴外纪》、《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新郑是有熊之墟、黄帝故都。但是由于新郑一带还没有发现与黄帝相关的城址，另有持黄帝文化龙山说的学者，将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在缺乏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硬拉到龙山文化早期偏晚，并将古城寨龙山文化二期陶器（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变形，提前至龙山文化中期。《轩》文始终抛开城墙内龙山文化晚期包含物，而只按层位叠压关系，主观认定城墙存在着始建、扩建、维修三阶段。这种无视客观事实的研究，必得不到同仁的支持。新密古城寨是一座晚于王城岗城址，而又早于新密新寨城址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同时，也是考古学文化的实物载体，有着不可改变的客观性，不会因个人意愿而随意改变成黄帝故都—轩辕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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