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从经济领域，从整个宏观层面，应该关注哪个内容，最后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关注一下双循环的新格局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事实上大家知道，媒体也是紧追不放的话题，也是近一段时期经济学家和官员在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决策层在战略层面上，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所做出的一个战略抉择。

这一段时期，事实上，中央也多次明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双循环，为什么中国在现阶段提出的双循环新格局这个重大的政策？那么双循环的关键点又是什么？在构建这个双循环格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和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以及对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梳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目前，事实上对于双循环也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误区，就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中国面对疫情之后外部冲击，是不得已而为之做出的一种被动应对，有人也担心中国从此闭关锁国，可能会停止开放。有些城市贴着口号“出口转内销”这样的字牌。前一段在青岛即墨区调研，在整个区内出口占70%多，都是以出口为主，现在很多产品在逐渐走向国内， 如果认为闭关锁国，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我比较赞同原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一鸣副主任，他说双循环要点不在于内外，而在于循环。这也就是内外循环，内部循环，要形成一种格局，什么叫循环，循环就是要畅通，我们在各个层面，无论是横向的、纵向的，我们都要畅通，这才是循环。

今天我准备讲四个方面。

从全球横向的现状来观察双循环是我国在一个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谋求自身发展的一个战略抉择。

大家也都在谈论，整个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正在全球发生着变革。科技和数据化竞争，以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脱钩，也给中国自己的创新、新研发，以及基础性研发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不知道大家是否前一段注意，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提出一个观点，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我们现在有一点必须要看到，要理性看到这种基础性研发，它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这个一定是长期形成的。 

这样新技术革命不仅一方面在脱钩，另外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也正在改变原有的国际分工，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对比和全球竞争的格局，也正在重构，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到。尤其在5G以及云计算、物联网、分散计算等方面竞争尤为激烈。根据朱民央行副行长，曾经任IMF副总裁，也是华人当中第一个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最高职的主任，我邀请他参加我们一个演讲，虽然中国科技厂商在关键子领域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但依然依赖于全球价值链提供输入品，所以我们核心技术基本上也是由国外提供的，所以就华为，现在美国来中断它的芯片一样，中国在科技领域事实上还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还是可以走在比较超前位置上，大家说弯道超车，实际上弯道不能超车的。

我举一个例子，前年我们对杭州财经智库做了一个金融科技调研，我们走访杭州八十多家企业，这个研究是受杭州市政府委托所做的。我们发现在场景、营商模式，就是经营模式方面，以及自我造血方面，都有很大优势。但在基础性创新和原创方面，我们确实积累了很少。无论是阿里巴巴，无论是海康卫视，无论是杭州很多金融科技领域，所以科技因素对于我们来说相对薄弱。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应该乐观地看到，随着疫情中数字化智能化广泛应用，也催生了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异军突起，加速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全球也是这样，像现在在某些方面竞争非常激烈，像新经济、新业态、智能化生产逐渐成为一种主体形态。

朱民认证概括八个方面，给大家念一下。一是物资应急到数字化物流，整个疫情之后我们都开始实行，我们在抢救病人过程当中都运用到。二是在线消费到生活服务，线上线下。当时大家在家里都实现这一点。三是在线医疗，大家那个时候不能去医院，但是我们在线医疗逐渐事实。四是在线办公，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没有真正的上班，都是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销售，出现很多在线直播。当时我们财经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项目，最后用直播发布了对全球近一万政商学界要人，包括中国经济学家也好，政企商界学界调研，做了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研。这个调研我们就是完全在线上进行的。最后我们的发布也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发布的。

所以，这种企业在线数字化、在线消费正在到来，中国一定要在这个时机激烈竞争中争取时间，抓住机会，抓住大数据和智能化在中国的兴起。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这个数字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科技元素镶嵌进去，否则我们还是走在后面。3.经济全球化 大家都在说逆全球化，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在并举，只不过逆全球化相对于二十几年全球化当中，确确实实是在萎缩。有些也称之为这一轮全球化是超级全球化，这样的时代或许很难维系。尤其要强调，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呈现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年发布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上，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呈现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现在也有一些发达国家，把那些工厂搬到越南、东南亚那一带，现在情况也比较多。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三十年扩张势头也开始萎缩。同时还有一点非常主要的观点，主要工业国家现在寻求是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就像美国就担心你这个5G是不是超过他们，有这样的担忧。全球产业化区域供应化，也就是区域化分散化更加明显。产业链格局这种分散化和中心化已经体现在可以说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的各自循环开始强化。国际分工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张剑峰研究成果，他是国家发改委，也是在一个会议上邀请过他，他说我们疫情前后将面临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他谈到五点：一个是发达国家会把确保供应链国家安全上升到重大系统性防线，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美国体现了，对华为这一块就是非常明显的。二是科技脱钩全面凸显。三是发达国家显著加强供应链国家干预能力。四是国际分工格局将重新调整。五是供应链区域化和分散化，将成为主流。

跨国公司也将进一步收缩跨过经营全球布局，这就是来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度积聚带来的断裂断供风险。美国疫情期间医疗物资非常欠缺，我们中国也送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国家包括欧洲后来也发现了，这些东西他们也要从国外进口，这就是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进口。 

所以我们说，双循环是根据目前国际环境不确定和不稳定、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势在必行。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IMF预计全球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根据预测，发达经济体下降幅度将达到8%左右，其中美国将下降8%，欧元区下降10.2%，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同比下降3%，二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同比下降9.5%，其他国家经济也大幅下降。这就预示全球经济将持续相对一个时期的停滞，这就需要我们中国也做好相对的准备。

虽然中国疫情已经得到了逐步控制，经济活动我们也比欧美要从最新重启，率先恢复。一季度我们是负6.8%，二季度经济增速到3.2%，根据一些经济学家预测，预计全年会在2%3%的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到，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已经对中国经济反弹产生了一个影响。

尤其在外部冲突升级，国内生产结构转型关键性时期，如何打通内外双循环，激发新动能，打通生产消费各领域，也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怎么样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同时要切实可行让政府真正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已经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实行内外双虚幻以及内部循环刚开始。在政府转型这个方面，南方和北方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持续这几年一直在广东、浙江、山东，西部没有去过，没有做过调研，发现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中部地区现在兴起，像广州、合肥、重庆这一部分，经济指标也比较好一些。

根据这个结论，第一个我是从国际的横向来观察，第二个问题，我想从历史的纵向来观察。总结我们中国如果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从以外促内战略转型的话，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已经在悄无声息逐渐转向，以内促外的转型。从历史渊源来看，双循环格局这个概念是80年代的一个理念，发改委王建研究员提出来，我也认识他，它是外向型经济，大力引进外资，劳动密集型行业，充分利用劳动力和成本低廉的优势，那个时候我没有在人民日报，经常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就是我们常说外向型经济，通过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上世纪开始，中国以外促内一个战略转型，以体制外拉着体制内走。

我们都是体制外拉着体制内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措施。通过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始，包括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四个经济特区开始，逐渐来扩大改革开放，1988年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以及前面所说这种低成本劳力也好，与国际资本嫁接也好，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好，来推进国际大循环。你看义乌小商品一开始非常低廉，成本低，但是以规模取胜，所以当时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后来咱们再回忆一下，邓小平南方讲话，我们打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屏障，我们知道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升级，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我们90年代00年代到处可以见到made in CHIAN，现在比20世纪初叶少一些。

我们2011年成为全世界出口大国，同时在全球分工产业链中，相对来说，你就会发现，美国和欧洲成为了一个消费中心和研发中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中心和生产基地。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全球化，换句话说在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当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这就叫做国际工序分工。逆全球化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凸显，但是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加速，所以，一个产品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可以生产不同的链接点，一旦如此，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阶段。

在中国加入WTO之时。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它爆发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遭到挑战，尤其是国内三驾马车，出口也好，投资也好，劳动力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也好，我们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内需和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也出现了一种不匹配。这个时候工业比重远远高于服务业比重，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不太明显，但是过度依赖于外需这个特征已经开始显露头角。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2008年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长期停滞。

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业直到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也是制造业基地。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成为世界第一，GDP第二，但是我们的进口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逆差，这基本在2010年左右形成，这样世界就对我们形成压力。按照黄奇帆观点，把它概括为五种压力，这个变化，第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中国出口遇到天花板。第二，2000年到2015年WTO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与中国相关，中国出口增多，意味着出口增多，你就会占据别的国家市场，摩擦也就开始增多。第三，中国劳动力边界发生变化，中国每年退休1500万，每年新增劳力只有1200万，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减弱。这是我们一个明显的特征。第四，工业发展成本大为增加。无论是能源煤电包括城市的土地成本价格、人力成本价格比较有事就开始减弱。第五，环保压力的增大，成本也开始加大。

所以，我们前几年国家也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变为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取得这样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过去靠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这也暗示着内外循环方向的比例有一点变化。2019年，中国进出口折合人民币32万亿，GDP100万亿相比，我们最高的当时是达到64%，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降到32%，这也预示着内外循环比例当中发生一个变化。

总结横向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纵横来看我们中国，双循环信发展格局提出，既是外部环境复杂性加剧不得以选择，又是国内经济持续发展，而必须要做出的一个抉择。它不仅仅是美国脱钩倒逼，也不仅仅是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变故倒逼，而是中国面对不确定国际环境严峻以及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国内问题所驱使，从长久战略层面来考虑，中国只有改变自己才能真正影响世界。只有通过提升自己实力，提升老百姓生活水平，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所以双循环既是中国内部自身需要，更是更深层次深入改革、更高层次改革实际需要。

双循环关键点到底是什么。个人同意王一鸣老师观点，双循环不是内外，而是循环。有人讲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只是内向型发展经济，这是对双循环的误解，前面已经说了。事实上，它是以一种底线思维，应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为防止被动局面造成国际上技术上卡脖子，以及供应链、产业链的被动，中国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内需重要，外需坚决不能放弃，我们坚决不脱钩。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以内循环为主体，也不是闭关自守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开放包容的环境下的内循环。以内循环实力来支持进一步开放，尽管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事实上在金融领域，我们最近的开放步子迈得相当快，尽管国际环境于我们不利，但还是要积极沟通，努力参与国际竞争，争取互相赢，争取内外互为打通，互促互补，用自己实力促进国内实力，更加从容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还是要强调提高自身能力是关键。我简单地给它讲，有四个驱动。一是扩大内需。二是科技创新与数字驱动。三是结构性调整和产业重构。四是都市圈城市群如何在差异化中形成一体化。

这中间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我这里想到相对的内循环来说，科技突破是攻坚重点，结构调整是必经之路，区域化都市化城市群差异协调发展是潜在增长力，按照王一鸣主任的分析，未来十年至少70%至80%经济增长潜能，包括消费潜能和创新潜能，可能都来自于都市圈、城市群，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三点的关键点。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我们如何以一种战略耐心应对全球聚变，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打通国内大循环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外相互促进。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始终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扩大内需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扩大内需与公共服务不足的悖论。大家知道怎么扩大内需，你就要提升消费。那么如果老百姓有后顾之忧情况下，你怎么提振消费？只有政府在充分提供公共服务情况下才可以。但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又怎么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在美国事实上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在8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人愿意储蓄不愿意消费，美国人愿意欠债，按照老百姓的这种分析是这样的。相比之下中国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虽较以往有提升，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可以看出来内循环的内核是构建内需。扩大内需，除短期政策外要注重结构性问题。2020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消费潜力释放，根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依靠补齐社会保障，养老与公共医疗短板，消除百姓后顾之忧，需要我们从需求层面供应层面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事实上都要把供应层面和消费层面来打通，也就是循环的意思。

从供给层面来说促进消费升级就是要提供更高质量消费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我们大家回想一下，中国事实上老百姓购买国外奢侈品，我们还有进口税，我们在中国买一个国外的产品，到国外去买的话，不如让他们在中国买。现在三亚已经每个人开通十万免税店，说现在三亚人挤人，根本挤不上去，说明我们还有消费需求。由于疫情无法出国，也不能到国外买东西，所以这个消费潜力还是有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目前有着很强消费，但是不得不满足公共服务的这种供给，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同时还需要老百姓持续地收入提升，这里面悖论就在于，当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想现在很多民企都要解雇一些员工，他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大家增加收入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悖论。

初次分配国民收入更多向居民部分倾斜，也就是通过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上，让收入更多从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部门流向居民部门，还有就是公共财政的支出，实际上投入公共服务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公共财政我们现在是用在建设方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更多向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来倾斜，排除一切无效投资。有一个经济学家，原来是中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老总，也是咱们原来朱熔基的儿子，每一次都强调，现在我们很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事实上还不如把这些无效投资，放到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方面去投入进去。所以，这个怎么看？我们最近也在南北进行调研，现在我们也先发现，有一些政府投资，到最终会产生泡沫，所以要看投资怎么更有效，怎么把公共投入放在老百姓这里。 

还有一个中国居民部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还是挺大的。过去十年零售消费品销售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与此相伴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后者下降固然跟经济减速有关，但也与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有关。要持续扩大收入，要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如果提升收入，他们消费潜在能力就更高，我是研究美国政府，所以在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中后期，他们提供很多公共服务设施，他们有二次分配，这是怎么回事，就是问富人收70%、80%，乃至90%的税，从富人这儿收的税，支付给收入低的人。

也就是水电都是免费提供，而且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的时候，因为没有文化，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调整。考虑大部分分布在农村，要推进农地流转，扩大农民群体，持续扩大消费，就必须让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事实上这就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挑战。这是第一点，在扩大内需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这一方面畅通。

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以内循环为主，不意味着外循环不重要，保证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但有些因素不以我们自己意志为转移，国际局势可能比我们想象更为复杂。很多国家认为全球一条产业链太长，容易遭受冲击，他就会选择缩短产业链，前面我也讲过，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社科院张明老师做的研究还是比较好的，他认为考虑到十年全球产业链可能变得更加本地化和区域化，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周边国家合作。比如像中日韩、东盟、“一带一路”这是一些新的需要关注的国家。

 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如果政府也拿国家战略安全来定性，那问题就变得很复杂。日韩科技还是非常先进的，所以与之搞好关系非常重要。上个月我们在青岛调研一个月，因为上一个主持是挂在青岛，中日韩关系、上合定位战略方面，看能否有新的突破。东盟也是如此，例如在中美经贸摩擦非常激烈的时候，都是在东盟进行的，东盟人口加起来也有超十亿，经济总量也很大，在发展程度上比中国还要低一个层级，所以东盟是中国天然的贸易伙伴和产业链合作对象，你到东盟之后会发现，事实上日本人在东盟已经深耕很多年，我们和日本人在与东盟关系上也会有一些竞争。

还有政策和执行的操作要畅通，既然要激发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就必须强化相关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改变国进民退现象，充分发挥市场和民间创造力积极性，调动民间能力，事实上这一南北方真的不一样，非常不同。北方还是官文化比较重，传统意识比较强，南方政府基本上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比较多。这一点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的，但是如何通过南北的畅通，我昨天听到王副市长讲到，我们郑州提出了一个“米”字形，不仅是京广线、陇海线，还有提出两个“米”字的实际思路，这些都是非常意义的。另外都市圈和城市群，这是内循环主要推动力，间国内大循环就是一个要素的流动，要作为一个抓手。推动要素流动和要素聚集使之畅通，以城市化为抓手，就是带动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这有望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区域与区域的畅通，区域与城市间的畅通，区域与城镇化的畅通，区域与农村的畅通，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点我们会到每一个城市会发现，同质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在差异化当中协调发展，然后取得一体化，这个确实要做很大的研究。而且不能盲目化。 

目前，城镇化是有空间的，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接近中后期，那么都市圈城市群会是一种进一步扩大，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人口规模top，最新五个城市人口，仅仅只有6.4%，那么大幅低于发达国家25%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上升空间。通过持续的聚集人口激活城市的发展潜力，畅通各种渠道，优化资源分配，实现互补，都会有非常有益探索。实际上大家知道贵州发展大数据都是非常有益探索。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群研究机构也非常多，但是我还是比较欣赏平安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研究，认为有五个增长极，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会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它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氛围比较浓厚，金融和创新能力比较强。二是长三角。长三角特点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民企和国企发展相对比较均衡。三是京津冀，京津冀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冀”比较弱，河北发展相对落后一些，特点在于总部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而且也是资源分配的中心。四是中三角，武汉郑州合肥，这是高铁时代最大获益者， 存在四个区域中间，存在物流核心地带生产链重要中间环节。

西三角，指的就是成都、重庆、西安，相对而言，那个地方教育科研比较发达，而且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能够很好地承接从东部转移来的一些产业。这就是五个极，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儿，本来要内外循环如何促使，无论从贸易也好，金融也好，开放也好，我们都要促进。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战略的耐心，去应对国际的剧变，同时做好我们的事情，进一步通过我们自己实力的提升，来加快打破国外封锁，尤其美国封锁，与世界接轨，谢谢大家！